在开国上将中，有一人名叫阎红彦，他出生于1909年，陕西子长人。早年时间，阎红彦曾在陕北军阀到部队当勤务兵。当勤务兵期间，他结识了谢子长，在谢子长的影响下，阎红彦受革命氛围熏陶，于1925年加入了我党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。
大革命失败后，阎红彦主要活跃在陕北清涧一带，投身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当中。1931年，他参与创建了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，同年10月，阎红彦率部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会合，一段时间后，这支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。
在这之后，阎红彦与刘志丹等人领导陕甘游击队投身陕北根据地的反“围剿”当中，参与创建了陕甘苏区，为陕北红军的发展壮大做出积极贡献。全面抗战时期，阎红彦担任了八路军129师后方留守处主任，参与保卫了陕甘宁边区。
抗战胜利后，阎红彦参加了出击陇海路、定陶、鲁西南等诸多战役，鲁西南战役后，他继续参加了挺进大别山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等全面战略反攻的作战。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，阎红彦率部阻击了从蚌埠向北增援的敌人，为全歼黄维兵团创造了条件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阎红彦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挺进西南的作战，为解放大西南贡献了一份力量。西南解放后，他担任了川东行署主任以及四川省委书记（当时设有第一书记）、副省长等职务，参与领导川东地区的剿匪、反霸、以及土改等方面的工作。同时，对推进农业生产合作化、提高工农业生产效率等方面，他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巩固了新生的政权。
1955年，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，成为开国上将。授衔之后，他陆续担任了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、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以及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。阎红彦是1959年被调到云南的，当时恰好是“大跃进”时期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云南的经济也遭遇困难。
为了缓解困难，阎红彦几乎跑遍了整个基层，对边疆以及少数民族地区，他尤为重视。比如，针对边疆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食堂，阎红彦还专门提出了“能办就办，不能办就解散”的口号，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非常需要勇气的。
1961年，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，为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指明了方向。阎红彦也在云南充分落实中央的八字方针政策，致力于发展生产，改善经营管理环境，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。
在阎红彦的带领下，云南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，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势，截止到1966年，相比1960年，云南省的粮食产量增加30%，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。
1966年，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开始，在时代背景的影响下，云南昆明的造反派也越发活跃。作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以及昆明军区第一政委，阎红彦的想法很简单，那就是努力维持秩序与稳定。
然而，在造反派的污蔑下，阎红彦却受到诬陷，遭到不公正对待，并多次被批斗。1967年1月8日，阎红彦在昆明饮恨自杀，在自杀前，他专门留下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“我是被陈伯达、江青逼死的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，总理非常关心云南的情况，得知阎红彦去世后，他沉痛地说：“阎红彦是个好同志，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，他还一心想着工作。”在阎红彦去世后十一年，也就是1978年股票网上配资平台，中央为其恢复了一切名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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